离队 6 年仍获上将！南昌起义五师长命运各异，周士第凭什么打破 “履历硬伤”？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贺龙率领的20军与叶挺指挥的11军共同拉开了这场历史性抗争的序幕。

五位主将并肩共战，然而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仅有一位将领荣获开国上将的荣誉，而这名上将，正是曾短暂离队六年的周士第。

其他四位同志，其中三位英勇地献身于革命事业，而有一位则不幸脱离队伍，投向了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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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南昌起义，众人皆熟知贺龙、叶挺、朱德等赫赫有名的将领。然而，真正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的，却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师长们。

贺龙率领的20军下辖三个师，分别由贺锦斋、秦光远、周逸群担任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师长。而叶挺指挥的11军则下辖两个师，其中蔡廷锴担任第十师的师长，周士第则执掌第二十五师的指挥权。

这五位英勇之士，在当时的起义军中，声望与地位举足轻重。贺锦斋年仅27岁便担任师长，成为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师长之一。周士第所率领的25师战斗力卓越，麾下汇聚了陈毅、粟裕、林彪等日后赫赫有名的将领，彼时他们均为周士第麾下战将。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钟的钟声刚刚敲过，枪声便划破了夜的宁静。贺锦斋指挥第一师英勇进攻，直取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备团，将其全数歼灭。秦光远率领第二师，成功攻克了省政府大楼。周逸群的第三师与主力部队协同作战，表现同样出色，战果辉煌。

起义的成功仅是征程的起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将这五人引领至各自迥异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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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南进发。蔡廷锴率领的第10师被纳入第二纵队的编制之中。8月3日，当部队行进至城外六十里处，蔡廷锴紧急召集亲信密谈，并作出决定，即脱离起义的队伍。

第二天到进贤城，蔡廷锴采取突然行动，通电脱离共产党，把手下三个团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遣散，只关押了几个担任要职的。整个师五千多人，就这么带走了，占起义军总数四分之一。

周恩来事后回忆，对此事颇感遗憾，他提及当时若能将10师之两个团抽调，并入第一纵队，并从20军及24师中各抽调一个团加入第二纵队，便有可能阻止蔡部逃脱。

蔡廷锴走了之后投靠蒋介石，1928年被派到海南岛“围剿”琼崖红军。不过这人后来也干了点正事，1932年率19路军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跟日军打了三十多天，成了抗日名将。1933年又跟李济深、蒋光鼐搞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可惜两个月就失败了。

尽管蔡廷锴参与了抗日战争与福建事变，但他在南昌起义时脱离了部队，这一行为的性质不言而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虽属副国级，然而与周士第等开国将领相较，其地位自是截然不同。

03

谈及那四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我们不妨先提及贺锦斋，这位贺龙的胞弟。在其妻戴桂香于故乡静候之际，贺锦斋英勇投身于革命事业。

南昌起义虽告失利，但1928年伊始，贺锦斋与贺龙、周逸群在湖北监利地区成功会师，进而携手创建了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在此期间，贺锦斋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一师的师长，他率领部队深入桑植、石门、鹤峰等地，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并成功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此人身怀文武，闲暇之余亦赋诗篇。于澧水之源休憩之际，目睹祖国河山因反动势力而满目疮痍，遂挥毫泼墨，创作《澧源歌》，共计九十余行，六百余字。此诗不仅描绘了当地百姓的苦难生活，更生动展现了革命力量的蓬勃壮大，更预言“不出二十年，胜利必将照耀京沪大地”。

1928年9月，贺锦斋于石门县风响坡之地，与挨户团展开了一场激战。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不幸头部遭受流弹击中，英勇献身，终年27岁。

在贺锦斋英勇就义之际，他的25岁妻子戴桂香正与公婆一同隐居于桑植的深山中，躲避战乱。在那个信息封锁的年代，她浑然不觉，她的丈夫已永远离她而去。新婚仅一个月，丈夫便投身军旅，她期盼了七年，直至1928年初，两人才得以重逢，然而，这份短暂的团聚却转瞬即逝，几个月后，她便与他永别。

1931年6月，贺锦斋的英魂得以归乡桑植。史料记载，戴桂香于风雨桥畔痛不欲生，屡因悲痛过度而昏厥。她将丈夫安葬于离家不远的土地，开门即见其墓。此后的数十年间，她几乎每日都会前往坟前小坐，与亡夫诉衷肠，吟唱那丈夫为她量身定制的《马桑树儿搭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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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光远的故事尤为跌宕起伏。他，镇远人氏，1890年降生，在众人中显得年岁较长。早在1920年，他便与贺龙、贺锦斋结为金兰之交，从此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在南昌起义遭受挫折之际，秦光远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与愤怒之中，他立志重返湖南，集结力量再度发动起义。周恩来对他的决定表示坚定支持，并派遣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为他送上了200块大洋作为路途的盘缠。然而，湖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蒋介石四处搜捕起义的将领，湖南省长何键的反共情绪愈发猖獗，这使得秦光远无法如计划般前往湖南。无奈之下，他转道湖北，投身于大冶煤矿的工人运动中，并在此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后来秦光远到湖南开展统战工作，广泛接触国民党高层和社会名流。抗战爆发后，他利用国共合作机会，积极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担任湘西绥靖公署参谋长。还出钱组织了抗日宣传队，人员由中共湘西工委选派，其中有7名共产党员当骨干，对掀起湘西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1939年五月，陈渠珍所率部队正式改编为新第六军，秦光远受命担任该军第一旅的少将旅长。他随即返回镇远、贵阳、遵义等地进行征兵工作，并将旅部设于镇远市的环球旅馆。

1940年五月上旬，正值征召新兵之际，秦光远率领所部东征，重返湖南沅陵。然而，他竟突然病故。关于其死因，流传一种说法，称其为特务所投毒所致，然详实情况已难以考证。秦光远逝世时，年仅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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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出生于贵州铜仁，乃1896年之岁。此君乃周恩来之得力助手，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担任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被誉为“黄埔岛上的一颗璀璨新星”。

南昌起义时，周逸群任20军政治部主任兼第3师师长。起义军南下途中，正是他和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总是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说：“逸群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

1928年，周逸群与贺龙携手深入湘西北地区，投身于武装斗争的洪流中，并肩领导了桑植起义，并着手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次年二月，他们领导建立了红6军，周逸群担任政治委员的职务。同年七月，在公安县与红4军成功会师，合并组建了红2军团，周逸群再度担任军团政治委员及前委书记，与贺龙并肩作战，共同创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

自1930年冬至1931年春，红二军团的主力部队撤离湘鄂西，导致根据地武装力量遭受严重削弱。敌军趁机展开“围剿”行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逸群同志凭借群众的坚定支持，积极发展群众武装力量。各县纷纷成立了赤色警卫大队，并组建了江左军和江右军，实现了全民参军的局面。最终，在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1年春，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确立主导地位，中央遂派遣夏曦前往洪湖地区。夏曦对湘鄂西地区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全盘否定，并撤销了周逸群的职务。周逸群忍痛告别了他多年辛勤耕耘的洪湖根据地，带领一群干部和游击队员前往江南，以开辟洞庭湖地区的革命根据地。

旅途中，他的体温攀升至40度，战友们纷纷劝他安心休息，静养身体。然而，周逸群坚定地回应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党的工作就绝不会松懈。”

1931年五月，周逸群在完成从洞庭湖返江北的工作汇报途中，于岳阳县贾家凉亭不幸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埋伏，英勇捐躯，享年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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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聊聊周士第。他，作为南昌起义的五位师长之一，是唯一一位历经风雨，最终见证新中国成立并荣获1955年开国上将军衔的将领。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位上将曾有过长达六年的离队生涯。

周士第是海南琼海人，1900年生，黄埔一期毕业。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当过铁甲车队队长，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战争中一路升迁，从营长到团长，独立团改番号为25师73团，周士第任团长。

在南昌起义的硝烟中，周士第在聂荣臻的鼎力支持下，率领73团、74团、75团及直属重机枪连，从马回岭火速赶回南昌，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起义胜利之际，他被光荣地任命为25师的师长。彼时，陈毅担任团政治指导员，林彪则执掌连队指挥之职，而许光达则初露锋芒，仅是一名排长，他们皆隶属于周士第麾下。

起义军挥师南征，却在三河坝遭遇敌军猛攻，损失惨重。部队亟需与党中央恢复联系，遂派遣王景云前往香港寻求组织援助，然而音信皆无。抵达江西信丰县后，组织决定派遣周士第赴香港寻找党组织，鉴于他丰富的社会经验、过人的机智以及强烈的责任感。

周士第抵达香港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寻找党组织变得异常艰难。他自己也不幸染上了疟疾，身心俱感疲惫。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被迫滞留于此，这一别，便是在队伍中缺席了数年之久。

即便周士第已离队，他的心依旧执着于革命事业。1929年冬日，他投身于上海的“黄埔革命同学会”——一个反蒋组织，坚决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翌年，即1931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审讯过程中，从其身上搜获了与邓演达联络的密钥手册。

根据档案资料，周士第的回答是：“不过是赴死一途，无需多言。请问何时赴刑场？”

蒋介石意图将周士第处以极刑，却遭宋美龄力阻。宋美龄与周士第同乡于海南，对其印象颇佳，遂向蒋介石劝道：“邓演达已被你处决，周士第绝不可再遭此厄运。”

1933年，随福建事变的爆发，周士第毅然投身蔡廷锴的19路军，投身反蒋斗争。年底，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周士第遂返回江西瑞金。在那里，他与周恩来、朱德重逢，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流离生涯，重返党组织怀抱。此后，他被委以重任，担任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员一职。

自本周士第重返革命行列，他投身于长征的壮举，并在抗战期间担任120师的参谋长，贡献了卓越的才智与辛勤。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他荣任18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徐向前将军并肩作战，指挥晋中战役与太原战役，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自建国以来，周士第同志担任我国防空军司令员，为新兵种的建设事业贡献了卓越力量，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展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能。

07

1955年，周士第获上将军衔。

这一职位曾引发广泛的争议。有人指出，周士第在南昌起义期间便担任师长，其资历远胜众多元帅，当年那些元帅尚且是他的部下，给予他上将的军衔实属可惜。

亦有人言，规矩既定，不容随意变通。周士第自1927年至1933年离队六年，其间留下的空白实在过于显著，能够晋升至上将之位，实已属难得。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周士第离职的六年究竟应被界定为何种性质。

档案资料后来揭示，在香港度过的那六年里，周士第并未完全割舍革命事业。他日间以商人之姿穿梭于市井，而夜幕低垂时则秘密联络战友、传递情报，为党组织贡献了众多宝贵信息，并构建起一张隐蔽的网络。他不止一次地冒着极大的危险秘密潜回内地，投身于地下革命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其中一次，他险些暴露身份，幸赖其机智应对，方才化险为夷。

周恩来曾私下透露过周士第所肩负的特殊使命，然鉴于保密之需，此信息始终未曾对外公布。

一位资深将领叹道：“在沙场上搏杀，我们至少握有武器。而周士第在敌军的眼皮底下巧妙周旋长达六年，每一天都可能成为生命的终点，这样的牺牲又怎能用寻常的尺度来评价呢？”

经过深思熟虑，军队高层最终形成统一意见，认定周士第的卓越贡献足以抵消他看似的“离职”之举。他早期的革命生涯与后续的持续奉献，均使他有充分的资格荣获上将军衔。

周士第在晚年对南昌起义失败后选择离队那段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自评道：“当时，我的无产阶级立场显得不够坚定，南昌起义的失败使我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之中。”

1979年6月30日，我国著名将领周士第于北京逝世，享年79载。

08

南昌起义的五位核心师长，各自踏上了五条迥异的人生道路。

贺锦斋在27岁那年英勇捐躯于沙场，秦光远在50岁之际于抗战使命中离世，周逸群则于35岁的年华中倒在了反“围剿”的激战之中。遗憾的是，他们都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诞生。

蔡廷锴在蔡廷锴起义之际，选择脱离部队投奔蒋介石。尽管他之后参与了抗日战争及福建事变，但最终还是离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直至1968年辞世，他虽跻身副国级干部行列，然而与开国将领的身份相比，其性质却迥然不同。

周士第一人，历经离队之痛、被捕之辱、归队之幸、长征之艰、抗战之烈、解放战争之苦以及建国之变，终至1979年，荣膺开国上将军衔。这一看似最不可能达成的成就，竟成了历史上一笔最为惊心动魄的转折。

五个身影，同处一个起点，却演绎出五段迥异的结局。回溯至1927年那个初秋的凌晨，五位将领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谁料想，他们的余生将会如此迥异。历史往往如此，每一个抉择，都有可能重塑一生的轨迹。

史实来源说明

《南昌起义》

《贺锦斋传》

《周逸群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蔡廷锴自传》

《周士第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版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

《开国将帅授衔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