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康熙传位于他，清朝或可比肩盛唐，八国联军根本不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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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的初夏，紫禁城上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近乎实质化的悲恸。

一位年仅四十四岁的亲王因积劳成疾而薨逝，那位正当盛年、以冷酷和坚毅著称的雍正皇帝，竟在处理政务的乾清宫西暖阁内，当着满朝重臣的面，哭到几近昏厥，甚至因为过度哀恸而呕出了血。

他随即下令辍朝三日，并以最悲痛的笔触亲自写下谕旨，称这位王爷的死，是“朕之股肱，国家之栋梁”的无情崩塌。

这位能让铁面君王雍正展现出如此真挚、如此脆弱一面的王爷，名叫爱新觉罗·胤祥。

在雍正朝那短暂而辉煌的八年里，他以一种近乎“常务副皇帝”的姿态，将帝国的财政、军事、人事、水利、内务等核心大权集于一身，成为了整个庞大帝国实际的操盘手与总设计师。

历史在此处，因此留下了一个巨大而又令人心驰神往的宏大悬念。

假如，在1722年那个决定了中国此后近两百年命运的冬夜，康熙皇帝的传位遗诏上，所写的名字，不是“皇四子胤禛”，而是这位同样才华横溢、却更具实干精神和惊人开放眼界的“皇十三子胤祥”，那么，历史的航船，是否会决然地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更为壮阔的港湾。

当一百七十年后，八国联军的钢铁舰队如乌云般出现在大沽口时，他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怎样的东方帝国。

这，或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遗憾，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与真正的“超级大国”地位失之交臂的、最令人扼腕长叹的错过。

02

让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722年11月20日的深夜，北京西郊，畅春园。

康熙皇帝，这位在位六十一年的伟大君主，即将走到他生命的终点，而他亲手缔造的帝国，也正处在一个权力交接前夜最紧张、最微妙的关头。

园内的清溪书屋，早已被一种压抑到极致的寂静所笼罩，偶尔响起的哭声、匆忙的脚步声、以及被刻意压低的喘息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悸的、历史转折的真实图景。

在廊下那盏昏暗的灯笼光影里，四阿哥胤禛面沉如水，那张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悲喜，但那双紧紧握在袖中的拳头，却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无法平息的巨大波澜。

而在他的身旁，身材高大、面容因久病而略显憔悴的十三阿哥胤祥，则默默地抬头望向了那片深邃无星的夜空，仿佛正在与一个刚刚逝去的、对他影响至深的伟大灵魂，进行着一场无人能懂的对话。

终于，步军统领、同时也是雍正舅舅的隆科多，手持一份尚带着体温的所谓“遗诏”，从康熙的病榻内室，沉稳地走了出来。

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向在场的所有皇子与王公重臣，清晰地宣布了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的最终决定。

历史的洪流，在这一刻，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稳稳地推向了未来的雍正皇帝。

然而，几乎就在“雍正”这个名号被确立的下一刻，新君的第一个非正式的、却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命令，便悄然下达给了他身旁这位沉默的弟弟，胤祥。

「十三弟，从今往后，朕与你，便是君臣一体了。」

「这副沉重的担子，你我兄弟二人，要一同把它扛起来。」

没有人比刚刚登基的雍正更清楚，他所接手的，是一个怎样光鲜外表之下、内里早已被蛀空得千疮百孔的庞大帝国。

而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危机，便是那已经空虚到足以让任何一位新君在午夜时分被噩梦惊醒的国库。

户部那本记录着天文数字般亏空的账本，如同一道催命符，即将被原封不动地送到新君的御案之上。

雍正知道，在他所有的兄弟之中，唯一有能力、有胆魄、也绝对值得他用性命去信任，去解开这个死结的人，只有胤祥。

这位刚刚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冷宫中走出的亲王，甚至还来不及为自己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而发出任何感慨，便被历史的洪流，瞬间推到了帝国改革的最前沿，那最危险、也最激烈的风口浪尖。

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大清官僚体系的财政整顿风暴，已经决定，要在这位亲王的手中，拉开它血腥而残酷的序幕。

03

时光倒流二十年，胤祥曾是康熙朝最耀眼、最受宠爱、也最无忧无虑的少年皇子。

「朕之爱子，性情纯良，文武双全。」

康熙皇帝在公开场合给予的这句评价，绝非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寻常夸赞，而是对他出众才华的精准概括。

在康熙众多优秀的皇子之中，胤祥的综合素质几乎无人能及。

他师从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学士法海，诗词歌赋、满汉蒙文无一不精，其书法更是被乃父康熙本人盛赞“笔走龙蛇，颇有神韵”，甚至在康熙南巡时，被特许当着江南名士们的面即席挥毫，赢得了满堂喝彩。

他自幼便随父在木兰围场狩猎，骑射技艺冠绝诸位皇子，正史中明确记载，他曾在一次围猎中，单人独骑，仅凭弓箭便逼退了一头猛虎，其勇武之名，在八旗子弟中传为佳话。

从康熙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这整整十年，是胤祥人生中的“黄金时代”。

在这十年里，只要康熙皇帝离开京师，无论是泛舟西湖的江南巡幸，还是跃马扬鞭的漠北巡塞，甚至是御驾亲征噶尔丹的万里远征，胤祥几乎次次随行。

其他的皇子，只是偶尔得以跟随，唯有这个少年，从未有过一次缺席。

他就像是康熙皇帝身边一个形影不离的年轻影子，以最独特、最亲近的视角，见证并学习着这位伟大帝王处理军国大事的每一个细节，领悟着驾驭这个庞大帝国的无上权术。

然而，胤祥身上最与众不同，也最能支撑“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这一宏大论点的特质，是他那份超越了所有兄弟，甚至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惊人的开放眼界。

在其他的皇子们都埋首于儒家经典、苦练骑射，或是已经开始沉湎于权谋争斗、结党营私之时，只有胤祥，对当时在北京供职的那些西洋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与艺术，抱有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

他常常与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等人，深入地探讨几何学、天文学的基本原理，他对西洋绘画中的透视画法、人体解剖学、甚至是欧洲新式火器的制造原理，都表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好奇心、求知欲与学习能力。

这份对“西学”的天然亲近与深刻洞察，是胤祥思想中最宝贵的、也是最超前的财富。

它意味着，如果未来是由他来执掌这个古老的帝国，他所看到的，将不仅仅是“天朝上国”的内部事务，更是一个正在悄然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广阔的外部世界。

这，或许才是康熙皇帝，在内心深处，真正钟爱他这个与众不同的儿子的终极秘密。

04

然而，命运的巨轮，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剧烈而残酷的转向。

康熙四十七年，即公元1708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轰然爆发。

这一年，康熙皇帝以“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罪名，第一次废黜了皇太子胤礽的储君之位。

这起“一废太子”事件，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瞬间将原本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储位之争，变成了血淋淋的、你死我活的公开厮杀。

在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大阿哥胤禔因为使用魇镇之术诅咒太子而被永久圈禁，八阿哥胤禩因为公然结党谋求储位而遭到了康熙皇帝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与斥责。

而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混乱之中，那位曾经备受恩宠的十三阿哥胤祥，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突然从所有的官方记载中，彻底地、干净地消失了。

清朝的正史，关于他突然失宠的原因，讳莫如深，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宫廷谜案之一。

后世的史学家们，通过对零星史料的分析推测，普遍认为，极有可能是因为他与被废的太子胤礽关系过密，讲义气而不知明哲保身，因而受到了严重的政治牵连。

官方史书中，唯一留下的，是康熙皇帝在看过一份由三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联名上奏的折子后，用朱笔在上面写下的八个冰冷刺骨、不带丝毫感情的大字：「胤祥非系甚勤习忠孝之人。」

这句评语，对于视“忠孝”为毕生追求与最终评价的皇子而言，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

从康熙五十年开始，胤祥的名字，便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次皇帝出巡的扈从名单之中。

康熙六十大寿，普天同庆，几乎所有的皇子，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唯独没有胤祥的份。

在这被刻意抹去的、长达十年的“幽禁岁月”里，胤祥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他曾身患重病，腿部的鹤膝风发展成了严重的毒疮，疼痛难忍，却整整一年都不敢上奏，请求太医为自己诊治。

当太医最终奉命前来时，看到的是一个早已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却依然强撑着行礼的、沉默的亲王。

在他的脸上，看不到半句哀怨，更没有向自己的父亲，乞求丝毫的垂怜。

这十年的冷遇与磨难，没有能够摧毁他，反而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彻底地重塑了他。

少年时代的胤祥，是张扬的，是浪漫的，是充满艺术气息的；而从这漫长的政治冷宫中走出的成年胤祥，则变得无比的隐忍、绝对的冷静、和极度的务实。

他不再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随时可能被收回的恩宠会永恒不变，他开始只相信那些可以被自己牢牢掌握在手中的、实实在在的能力与业绩。

或许，伟大的康熙皇帝，正是用这种近乎“淬火”的、不近人情的残酷方式，将一块原本华美易碎的璞玉，反复锻打，最终将其打磨成了一件能够支撑起整个帝国江山的、坚不可摧的国之重器。

05

雍正元年，当户部那本尘封已久、记录着帝国真实财政状况的账本，第一次被完整地摆在胤祥面前时，即便是早已做好了最坏心理准备的他，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账面上的数字，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康熙末年，由于皇帝的宽仁国策和晚年的政治倦怠，整个帝国的财政体系，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国库的存银，从康熙中期鼎盛时期的近五千万两，已经锐减到了不足八百万两。

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官员，从身居高位的亲王郡县，到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亏空、挪用国库钱粮的总额，经过初步统计，竟然高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

这意味着，雍正皇帝从他伟大的父亲手中接过的，几乎是一个被蛀空了的、金玉其外的空壳子。

没有钱，任何的改革都无从谈起，甚至连边疆数十万大军的军饷都难以保证，整个政权，都有可能因为财政的崩溃而发生倾覆的危险。

雍正需要一把刀，一把无比锋利、无比坚硬、而且绝对不怕卷刃的钢刀，去切开这个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毒瘤。

而胤祥，就是他选定的、唯一的执刀人。

雍正二年，在胤祥的亲自主持之下，一个史无前例的、专门负责清查并追缴全国钱粮亏空的临时权力机构——“会考府”，正式宣告成立。

一场即将席卷整个大清官僚体系的、史无前例的财政清算风暴，就此正式展开。

胤祥为这场风暴所定下的原则，简单而又决绝：普天之下，无论远近亲贵，亏欠国库者，一视同仁。

皇亲国戚，照查不误；满汉重臣，概莫能外。

一时间，京城上下，人人自危。

无数的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动用他们所能动用的一切关系，通过各种渠道，向雍正皇帝进言、哭诉、甚至是直接上奏弹劾胤祥“手段酷烈，不念宗室亲情，意在沽名钓誉”。

然而，雍正用他最实际的行动，给予了胤祥最坚定、最不容动摇的支持。

他不止一次地在朝堂之上，当众痛骂那些前来为亏空者求情的大臣：“尔等只知徇私舞弊，不知为国尽忠！怡亲王所为，皆是奉朕之意，谁敢从中阻挠，便是与朕为敌！”

然而，真正的危机，来自于这个体系的内部。

当会考府的账本，查到了与雍正皇帝关系最为亲近的几个兄弟，甚至查到了康熙朝的几位顾命重臣的家属时，整个官僚体系的反弹，终于达到了顶峰。

他们不再是单个地前来哭诉或弹劾，而是开始以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对抗。

他们暗中串联，以各种看似合法的理由，拖延账目的核查与款项的上缴。

他们散布谣言，声称怡亲王此举，并非为了国库，而是为了清除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意在效仿历史上的权臣。

他们甚至开始利用儒家的“孝道”作为武器，公开宣称，查抄康熙皇帝生前信赖的旧臣，是对先帝的大不敬，是动摇国本的危险行为。

一时间，胤祥发现，他面对的，早已不仅仅是账本上的亏空数字，更是一张由人情、利益、传统和权力交织而成的、几乎无法被撼动的巨大网络。

他仿佛被推到了所有权贵阶层的对立面，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无声的政治斗争之中。

改革，似乎即将因为触碰到了这个帝国最坚硬的利益核心，而被现实彻底地否定。

整个帝国，都可能因为这场剧烈的财政震荡，而陷入到一场更大的、无法预知的危机之中。

06

就在朝野上下，所有人都以为，雍正皇帝为了稳定大局，最终会选择妥协，胤祥的改革会因为触及的利益集团过于庞大而被迫中止时，一份由胤祥亲自起草、并由雍正皇帝用朱笔全文批红的绝密文件，被下发到了会考府。

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并非是什么新的法令，而是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着雷霆万钧之威的、全新的追缴机制——“连坐”与“抄家”。

这份由胤祥独创的文件，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向整个帝国官场规定，凡是有亏空在身的官员，必须在限期内全额还清。

如果到期不还，不仅要立刻罢免其官职，其全部家产，也将被无情地查抄，用以抵偿国库的债务。

而最令人胆寒的是，如果查抄的家产，仍然不足以弥补其造成的亏空，那么，所有曾经举荐过这位官员的上司、以及与他有过来往的同僚，都将承担连带的赔償责任。

这一招，如同外科手术般精准，稳、准、狠地切在了整个官僚体系最核心的“七寸”之上。

它瞬间就切断了那张由人情和利益构成的巨大保护网，将所有人都变成了独立的、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付出惨重代价的个体。

一场真正的“惊天逆转”，由此正式发生。

第一个被这把钢刀斩落马下的，是康熙皇帝的第十二子，履郡王胤祹。

他亏空国库二十余万两白银，自恃皇子身份，百般抵赖拖延。

胤祥毫不手软，直接上奏雍正皇帝，请求将其作为典型，立刻查抄其家产。

雍正皇帝当即批准。

当会考府的官员，真的将封条，贴在了履郡王府那朱漆的大门上时，整个北京城的宗室贵族，都为之彻底震动。

紧接着，曾任两江总督的朝廷重臣噶礼，因贪污巨额钱粮被雍正皇帝赐予自尽，其家产被全部抄没。

雷霆万钧的手段之下，那些原本还在观望、还在抵制的官员们，终于被彻底地震慑住了。

他们终于明白，这位新君和那位沉默的怡亲王，是来真的。

于是，原本涓滴难进的国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大笔大笔被追缴回来的款项。

仅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胤祥就为那个原本空虚见底的国庫，追回了数千万两白银。

这场财政上的“惊天逆转”，是支撑整个雍正一朝所有后续改革的、最坚实的“王牌证据”。

正是因为胤祥以他那近乎冷酷的铁腕手段，重新充实了国库，雍正皇帝才有底气，去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赋税改革。

可以说，没有胤祥，就没有后来被史学家们高度评价的“雍正新政”。

07

胤祥那卓越非凡的能力，绝不仅仅局限于冷酷的理财与追缴。

当国库重新变得充盈之后，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又交给了胤祥一项全新的，也是更具长远建设性的艰巨任务——总理京畿地区的水利与营田事务。

当时的直隶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一带，水患连年不断，尤其是永定河，因为河道淤积、堤防年久失修，几乎年年泛滥，被当地百姓痛苦地称为“无定河”。

每次泛滥，都造成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良田被毁，是困扰了朝廷上百年的一个巨大心病。

胤祥在接到这项任务之后，没有像以往的官员那样，坐在舒适的衙门里看图纸、听汇报。

他亲自带着从江南请来的汉族水利专家和一众大臣，顶着夏日的烈日，在泥泞的河堤之上，徒步进行实地勘察。

他与普通的河工同吃同住，亲自学习使用各种测量仪器，获取第一手的水文数据。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每天晚上，他都要等到所有外出勘察的人员，都平安地返回大营之后，才肯安心入睡。

因为担心有人在野外迷路或遭遇不测，他还常常派出自己王府中的亲信卫队和船只，连夜前去接应。

这绝不是在作秀，而是真正的、深入一线的实干精神。

在他的亲自主持和监督之下，直隶地区的水利工程，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大片的盐碱地，被奇迹般地改造成了可以耕种的良田。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积累的经验，远程指导并主持修建了宁夏地区的水渠，极大地促进了西北边陲的农业发展。

这种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正是现代化国家崛起的前奏。

后来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最先做的，也正是土地改革和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水利不兴，则农业不稳，一切的工业化，都将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空中楼阁。

此外，胤祥在担任内务府总管、掌管皇家造办处期间，雍正一朝的宫廷工艺，特别是被后世收藏家们奉为至宝的珐琅彩瓷的烧造技术，达到了中国历史的绝对巅峰。

这充分证明，胤祥不仅懂得宏观的经济管理，更懂得精细化制造的巨大价值，他有着极高的技术审美和对顶尖工艺的尊重。

而一百多年后，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其本质，也正是对现代制造业的艰难探索。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选拔和使用人才方面，所展现出的惊人格局。

他曾向雍正皇帝力保时任户部郎中的田文镜，他评价此人“虽性情操切，然操守廉洁，是实心办事之员”，最终，田文镜官至河南总督，成为了在地方上推行雍正新政的最得力的干将。

他还曾不避嫌地举荐，一度被外界视为“八爷党”同党的十七阿哥允礼，他对雍正皇帝说：“臣观此人，居心端方，忠君亲上，可当大任。”

最终，允礼也成为了雍正皇帝在后期最倚重和信赖的亲王之一。

这种“爱才如恐失，虽一言之当，必采而纳之”，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惊人用人格局，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国策，其所能激发的巨大能量，将是无可估量的。

08

然而，苍天似乎总是嫉妒英才。

长期的、日以继夜的、超负荷的工作，彻底地摧毁了胤祥那本就在十年政治幽禁中，受到了严重损伤的身体。

从雍正三年起，他的健康状况，便开始急转直下。

雍正皇帝为他遍寻天下名医，赐予了无数来自宫廷的、最为名贵的药材，甚至多次打破君臣礼仪的惯例，亲自前往他的怡亲王府邸探病。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无法挽留住他那即将像烛火般耗尽的宝贵生命。

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的五月初四，和硕怡贤亲王胤祥，病逝于自己的府邸，年仅四十四岁。

当噩耗传到圆明园时，正在批阅奏折的雍正皇帝，悲痛欲绝。

他为胤祥举办了整个清朝历史上，规格最高、也最隆重的一场葬礼，并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前无古人的决定。

他在胤祥的谥号“贤”字之前，加上了自己的年号，将其谥号定为“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

他还下令，将胤祥的名字，从雍正即位后，为了避讳而改成的“允祥”，恢复成为原来的“胤祥”。

这在整个有清一代，是绝无仅有的无上殊荣。

这意味着，在雍正皇帝的心中，这位弟弟的功绩与地位，足以与君王并列，无需避讳。

胤祥的命运终局，是他个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剧，更是整个大清帝国，一个无可估量的、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他的改革理念，他那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卓绝的实干能力，只在雍正一朝，轰轰烈烈地实践了短短的八年。

在这八年里，他充盈了国库，整顿了吏治，兴修了水利，选拔了人才，为后来“康乾盛世”的延续，打下了最坚实、最重要的经济与制度基础。

而反观一百六十年后，从1894年甲午战争惨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庞大的清帝国，在短短的十七年时间里，便一步步地走向了最终的、无可挽回的崩溃。

八年的励精图治，与十七年的土崩瓦解，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何等鲜明、何等令人扼腕的对比。

09

历史的回响，总是带着一丝宿命般的、沉重的遗憾。

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拉回到胤祥去世的那个时间节点，1730年。

在那一年，曾经以一己之力将俄国带入欧洲强国行列的彼得大帝，已经去世了五年，他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开始陷入长期的内部纷争与宫廷政变之中。

在法国，年轻的路易十五刚刚开始亲政，强大的波旁王朝，正不可逆转地由盛转衰。

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还在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的统治之下，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的伟大时代，还要等待将近四十年之后，才会到来。

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旧的农业文明秩序，与新的工业文明秩序，即将交替的、最为关键的临界点上。

东西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尚未被拉大到后来那种不可逆转的、令人绝望的地步。

而胤祥，这位曾经热衷于研究西学，又在帝国的核心权力岗位上，完美地证明了自己拥有顶级的财政管理能力、军事后勤组织能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顶尖人才选拔能力的亲王。

如果在那一年，他不是作为一名鞠躬尽瘁的臣子而死去，而是作为一位已经成功执政了八年的伟大君主，继续他那宏伟的事业呢。

他会不会在18世纪的30年代，就利用自己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推动一场比后来的洋务运动，早了整整一百三十年的“雍正变法”。

他会不会利用自己手中那充盈的国库，去支持皇家造办处里那些对西式火器和机械制造感兴趣的工匠们，进行更大规模的、国家级别的研发。

他会不会建立一个更为开放、更为高效的人才选拔体系，让更多像田文镜、李卫那样的实干家，而不是只懂得八股文章的腐儒，进入到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管理层。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后来的洋务运动之所以会失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开始得太晚，改革得太浅，而内部的阻力，又太大。

当李鸿章、张之洞们，在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无比艰难地学习如何建造枪炮和铁甲舰时，西方世界，早已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

这短短一百三十年的时间差，就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巨大天堑。

胤祥的英年早逝，让中国失去了一个最有可能在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之前，就主动地、有远见地引导这个古老帝国，向近代化平稳转型的伟大领航人。

历史，终究不能假设，但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却给了我们一个无比深刻的历史启示。

时机、人才、决心，这三者，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复兴，缺一不可。

在胤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才与决心的完美结合，但他终究，还是输给了那个最无情，也最关键的敌人——时间。

参考文献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雍正朝起居注册》冯尔康，《雍正传》，北京：中华书局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怡贤亲王胤祥简介”，中国历史朝代人物网“巅峰时期的怡亲王胤祥，权力有多大”，新浪网历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