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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小说家

人物志

《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能和品德的理论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作者刘劭在该书自序中表明其撰述目的在于提供一些衡量人才的标准,以使人才各得其所。

作者简介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卒于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汉献帝时入仕。刘劭博学善识,通览群书,著作很多,但多已亡佚,目前仅见《人物志》三卷及一些残文。

成书背景

汉代以“察举”和“征辟”选官,两者都需通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故而在客观上推动了品评人物风气的盛行。然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垄断,以致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名实不符现象,并成为社会政治危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魏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按人才优劣评定九等,按等授官。《人物志》一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才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

思想解读

《人物志》主要是探讨人物的,其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人才学理论。在人才识别上,刘劭提出了从人物各自的品性特征观察、识别的“九征”、“三谈”、“八观”、“五视”等方法。在人才任用上,刘劭提出了质于理合、任以性择、能与任宜、材与政合等用人之道,要求统治者量能授官、因政择才,重视人才自身才智,倡导各类人才不伐不争的原则和思想,并对各种人才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分析了君臣之间、臣子之间关系的配合。群臣之间应彼此互相协调,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君主侧重于从大方面指挥统御百官,群臣则负责具体实施。

对于制约人才发展的各种因素,刘劭也有详尽分析。他认为,如果识鉴者本身的素质欠佳,或者本身就属于偏才或学识不够,就难以正确地识别出真正的人才。识鉴者如果不顾客观情况而对人的才性高下妄下结论,或者轻信表相、不辨本质而以貌取人,都难以做到正确识人。再者,识鉴者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也有可能影响被识鉴者的命运。

名篇赏析

九征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

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通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

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

表情体现于相貌之上,即是心神之表征。心神之表征表现于相貌之上,则情感由目光表露出来。因此,仁是目光之精神,诚实而端正;勇是胆气之精神,光亮而强盛。然而这些全是偏重某一方面的人才,因为他们全是以偏胜之性为资质的人。偏胜的资质如果不能精要,要做的事就不能成功。因此,能直而不能柔则过于质朴,能刚劲而不能精要则过重武力,坚定而不端正则愚蠢,任气而不能清正则迂阔,畅达而不能平和则飘荡。因此,资质适中的人,与得到五行或多或少的那些“偏至之才”都不同:五常完全具备之后,以平淡之气味加以包容;五种资质充实于内,五种精神显露于外。故而眼中闪耀着五彩的光辉。所以说,万物有其形体,形体有其神气精灵。能知其神气精灵,则能通达天理本性之究竟。

本性能通达,便可知以下九种资质的表征。既然这样,那么:正直或偏邪之气表现在人的神色上,聪慧或愚笨之气的表现在人的精气上,勇敢或怯懦之气表现在人的筋肌上,强健或纤弱之气表现在人的骨架上,急躁或沉稳之气表现在人的血气上,悲伤或愉快之气表现在人的面容上,衰弱或严肃的形态表现在人的仪表中,行为或表情体现在人的相貌上,从容或急切的心情体现在人的言语上。如果一个人本性平静淡泊,内心通达而外表清朗,筋脉强劲而骨骼坚挺,声音清润而神色和悦,仪表庄重而相貌端庄,那么九种类型的特征都具备了,这就是纯粹通德之才。如这九个方面的特征没有全部达到,就只能称之为偏杂之才。偏才、兼才、兼德的三种标准不同,所对应的内容也有异。偏至之才,以某一专长立名;兼备之才,因为自己的德行而获得兼才之称;兼德的人,则因为德行深厚而获得兼德的美称。

所以,兼德而又达到完美境界的人,称为中庸。中庸是对圣人的称呼。九征中的优秀品质大体具备而规模较小的人,称为德行。德行是对才德高尚之人的称呼。九征中的某一方面突出的人称为偏材,偏材是对才德有所偏重之人的称呼。体现了九征中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实际上这种体现是种假象,具有这种才能的人称为依似。依似之人属于败坏德行的一类。九征中有某一方面突出,而同时又有另一方面与这突出的方面相冲突,这种情况叫做间杂。间杂的人没有恒心与常性。没有恒心常性的人与依似的人,是诗人余绪。这一类型人的本性,难以一一讨论,故略去不谈了。

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志人小说集,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根据旧闻和著作纂辑而成。该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唐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多称《世说新书》,后定名《世说新语》。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内容多记载东汉至东晋间名士、上层社会人士之逸闻琐事、言行风貌,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思想、生活、行为与清谈风气,被鲁迅誉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作者简介

刘义庆随刘裕北伐,回来后被任命为东晋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徙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刘宋建立后,他以临川王身份历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显要职务。二十一年正月卒,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康王。义庆“性简素,寡嗜欲”,又性爱文艺,喜与文学之士交游。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名儒硕学。他的著作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说新语》。

成书背景

魏魏晋以来,门阀制度长期存在,士族垄断着政治权力,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引起了庶族的强烈不满。在寒门庶族与门阀士族的斗争过程中,魏晋玄学开始发展起来,中国出现了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解放时代。玄学家崇尚清谈,《世说新语》正是记录名士清谈之语言与事迹的专书。

作为《世说新语》的策划人,刘义庆曾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图书,故有机会博览皇家典籍,这为该著的编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因义庆本人爱好文义,才辞为宗室之冠,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幕中有袁淑、鲍照、张畅、何偃、萧思话、何长瑜、陆展等。在刘义庆的倡导和主持下,他们仿照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语林》等,采集前代遗闻逸事及当时名士掌故,编成此书。

思想解读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士人生活、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人物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的风俗、习尚,有助于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明确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名篇赏析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评此段选自《世说新语·德行》,是以人物的具体言行来表现他们的德行修养。然而,偶尔的一件小事并不能就此决定一个人物的性情与修养。华歆似乎有点贪慕荣华、仰慕权势,但实际上是个淡于财欲的人,他后来位极人臣,却始终廉洁自奉。当初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暗在礼品上做上记号,事后一一送还。魏文帝时华歆官拜相国,但“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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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学问家颜之推所著的一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和学问的著作,目的是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告诫子孙后人。全书共分七卷,二十篇,以“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为宗旨,文辞质朴平实,内容极其详备。由于书中所谈及的方方面面基本都符合了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当时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重要典范,因此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

颜之推人。颜之推年少时便博览群书,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极其不稳,朝代过于频繁地更替,身为人臣的颜之推在时代的旋涡中身不由己,由梁至齐,由齐入周,最后又仕于隋。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颜之推的一生可说是饱受战乱流离之苦。但也正因为有着这样复杂的人生阅历,颜之推对南北两朝的政治文化、风俗人情都十分了解,堪称是当时最博学、最有思想的学者。他的生平著述大都散佚了,如今留存于世的仅有《家训》、《还冤志》等少量文献。

成书背景

颜之推的一生正值中国南北朝分裂时期,这是一个政局动荡激烈、文化融合加强的大时代。南朝与北朝的封建统治者们互相攻伐,百姓生活犹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颜之推短短六十余年的人生中,发生了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陈取代梁、北周灭北齐、隋取代北周等重大历史事件,更有侯景之乱、魏陷江陵等大小战乱。饱经忧患的颜之推曾自发感慨:“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时代的动乱不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惧祸心理,故此他深深希望能将自己的一生所得都传授给子孙后代,一方面使他们透彻地懂得现实的利害关系,从而远离灾祸、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则希望他们能一直保持上等人家的风度学问,以此修身养性、知足常乐。

思想解读

《颜氏家训》基本遵循了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但由于掺入了颜之推本人的一些经历感触,故此与正统的儒家观念也有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

例如在谈到生死的意义时,颜之推承继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观点,认为君子为国为民是死得其所,但他更重视的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求生,如何用谦虚谨慎来免害。这说明颜之推在对待某些原则问题时也并非迂腐古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谈问题,有着自己切身的感悟看法。

书中另一个谈得较多的问题是关于学习的出发点、态度以及方法问题。颜之推非常重视学习,在《勉学》篇中说到,学习“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因此他格外讲求学习的实用性,认为在乱世中有些学问技能可以保身活命。基于这种务实的观点,他批判了当时那些高谈阔论却一无用处的士族们,主张学习须与实际结合,方为有用。

综上所述,颜之推在《家训》中所体现的思想观点主要是以儒学为宗,然而又主张知足免祸、远离政治旋涡,并且重视学习技能、态度勤恳务实等。

名篇赏析

教子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生子咳

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诃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挞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

我见到世上那种对孩子不加教育而一味溺爱的,常常不以为然。要吃什么,要干什么,任意放纵孩子为所欲为,该训诫时反而夸奖,该责骂时反而发笑。到孩子懂事时,就认为这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当骄傲怠慢已经成为习惯时,才开始去加以制止,那时父母纵使鞭打他到死也树立不起威严了,父母愤怒得再厉害也只会增加孩子的怨恨,等到长大成人,最终会成为品德败坏的人。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就像天性,习惯了的也就成为自然。”这话是很正确的。俗谚说:“教媳妇要在初来时,教儿女要在婴孩时。”这话确实有道理。

普通人不能教育好子女,也并非是想要使子女陷入罪恶之中,只是看到他因受责骂训斥而神色沮丧,就觉得不忍心,舍不得使他因挨打而身体受苦。这种情况可以用生病来作比喻,难道生病后不用汤药、针艾来救治就能痊愈吗?同时还该想一想那些经常认真督促训诫子女的人,难道他们就愿意对亲骨肉刻薄凌虐吗?实在是不得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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