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夫妇生命最后时光：一段悲情往事

对于潘汉年与董慧夫妇而言，“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雪上加霜的灾难。自1955年他们遭受冤屈，被错误地处理后，直至1963年才得以假释，当时他们被安置在北京团河农场居住。然而，1967年5月，他们再次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被迫重新被监禁并接受审查。潘汉年的刑期从原本的15年有期徒刑被改为无期徒刑（尽管并未完成正式的改判程序），同时他也被永远开除出党籍。

在审查过程中，董慧不幸遭遇左腿骨折，导致终身残疾。经过8年的监禁，最终法院出具了一份“维持原判，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裁决，将她释放。

不久，中央专案三办建议。将他们自北京秦城监狱转移，安置至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进行“劳动”与“安置”。

湖南省公安厅：

依据中央的决策部署，潘汉年同志将被安排至我省的劳动改造单位进行劳动。

致礼

公安部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7日

1975年5月27日，潘汉年在中央公安部十五局所属专案组、秦城监狱以及湖南劳改单位派遣人员的陪同下，乘坐火车离开北京。三天后的5月29日，他抵达了长沙。抵达当日，他便与先一步于5月26日抵达长沙的董慧会合，并一同前往洣江茶场。

位于洣江茶场的这片土地上，有一间由土红色砖墙和瓦顶构成的小平房，那是潘汉年与董慧夫妇在晚年岁月里的栖身之所。这座房屋位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的夹道，原本是男女职工的浴室，后来亦有人居住。其面积约为25平方米，内部分隔成两室，其中一间用作厨房。屋外设有自来水设施，不远处便是职工食堂。

“可以、可以。”

潘汉年先生在此地居住直至1977年3月24日因病情加重被送往长沙接受治疗，总计居住了1年9个月零5天；董慧女士则持续居住至1979年2月23日入院治疗，不幸于次日离世。

自1967年潘汉年再次被监禁之日起，他的肝脏功能便已出现问题，因缺乏有效的治疗，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堪忧。在洣江茶场，他的劳动主要是处理家务事，以及到食堂购买餐食。随着董慧因腿疾行动受限，高血压症状亦日益加剧，茶场干部在征得他们同意后，安排了干部家属每日协助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其中，王芝兰女士便一直负责照料董慧直至她离世。

在洣江茶场生活的日子里，潘汉年与董慧虽身负不白之冤，却始终未曾向他人透露分毫怨言。他们坚守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以及关爱群众的崇高品质，给洣江茶场的每一位职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曾主动提出，将自己过往所穿的一些旧衣物捐赠给剧团作为道具，还将电视机赠予场部，让大伙儿得以共同欣赏；他们为职工子女讲述故事、辅导英语，甚至邀请同志们到家中小坐，品尝潘汉年亲手烹制的香脆花生。

茶场的干部与群众，从未将潘汉年视作囚犯，而是亲切地唤他“俩老”。每当潘汉年步入食堂，挑选餐食，众人总是抢先一步，让他先行挑选。每逢场部放映电影，遇到潘汉年推着董慧乘坐的轮椅到来，大家便会主动腾出最佳的座位。甘场长的慈母更是常常留他们在家中小坐。有一次，当他们路过蒋会计的住处时，蒋会计的热情邀请让他们进屋小憩，并端出了各式美食款待，这份深情厚谊，令潘汉年与董慧感动得热泪盈眶。

潘汉年与董慧对毛主席及党的感情深厚。在毛主席不幸离世之际，众人纷纷请求观看电视转播，鉴于场部电视机数量有限，潘汉年主动提出将存放于仓库中的个人电视机取出，以便大家共同缅怀。谈及往昔在延安与毛主席的相遇，董慧向保姆王芝兰等群众回忆道：“我在延安期间学习纺纱技艺，记得有一次毛主席亲临我的纺纱地点，见我已掌握纺纱技艺，便喜悦地称赞道：‘嘿！董慧，你的纱线纺得真好！’”

董慧同志，原名董奉然，1918年诞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38年1月，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长期投身于情报工作，紧随潘汉年同志的脚步，辗转于上海、香港等地。上海解放之后，董慧同志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及副处长职务。然而，1955年，她不幸因潘汉年同志的冤案而遭受牵连。

董慧自幼在香港接受教育，并在此地成长。她的父亲，董仲伟，曾担任道亨银行的经理，自1937年起便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良多。在家庭中，董慧排行第二，她的弟妹们散布于香港及海外各地，皆在事业上和学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且都怀揣着深厚的爱国情怀。自小起，他们便深受董慧的影响，对她以及潘汉年抱有极高的崇敬之情，绝未想过他们竟会遭遇如此严重的指控。

一闻潘汉年与董慧夫妇身处逆境，身处洣江茶场，他们便纷纷寄去书信、药品与食物。董慧所乘坐的轮椅，正是她弟弟从香港慷慨赠送。他们的来信，洋溢着敬意与关怀，令人动容。董慧的弟弟在信中深情写道：“愿你的领导能允许我前来探望你，我们都已步入暮年，然而我始终铭记你在我青春岁月里给予的指引与鼓励，这份恩情与德行，我永远铭记在心！”在另外两封信中，他分别提到：“在我们这一群兄弟姐妹中，我认为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因为你敢于出生入死，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这是一件足以震撼天地的大事。”“我们共同度过了1930至1949年的岁月，如今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崭新地位，每个中国人都应感到自豪。而你与老潘，正是在那段岁月里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牺牲一切。那些懂得历史的人，都会对当时所有参与这一事业的同志心存感激。”他们还转达了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并叮嘱他们要好好保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终被彻底剿灭。在此过程中，蒙受不白之冤的潘汉年夫妇欣喜若狂，董慧更是欢喜得将拐杖抛诸脑后，自如地行走。潘汉年对着前来看望他的干部说道：“江青此人，我颇有了解……”他虽未将话语全部道尽，但其意已足以让人心领神会。

董慧的胞弟在信中问候：“潘老同志身体可安好？务必请他多加保养，希望光明就在眼前。”他计划在十二月前往洣江看望他们。他还提及：“前些日子梦见你（董慧），梦醒后便收到了你的来信，自此再无梦境。然而，在9月27日，我又梦见了20年前的老潘，他身着长裤和衬衫，显得十分年轻。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都会变成满头白发之人。”

董慧自抵洣江茶场后，屡次向省劳改局访员强调：“我乃共产党员，未曾遭受党籍剥夺！”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她再次提及此事，然而依旧未获回应。尽管“四人帮”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的束缚仍未解除，致使她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正是由于这一因素，董慧的胞弟及弟媳原定于当年十二月赴湖南探望潘汉年夫妇，却不幸在长沙受阻，未能与亲人团聚。他们重返香港后，在信中提及：“计划明年（1977年）11月再度来访，届时‘四人帮’之事想必已告一段落。”然而，一年之后，当他们如约重返湖南，却发现潘汉年已离我们而去，唯有董慧尚在人世。

墓碑编号：77——652肖淑安女士，于1977年4月14日不幸因病离世。遗孀：董慧立女士敬立

自1977年2月24日起，潘汉年因肝病加剧而卧床。至3月24日，他被紧急送往长沙市。上车之际，潘汉年慷慨激昂地对董慧表示：“放心吧，我定会归来！”抵达长沙后，他被转移至一辆小汽车，并由公安厅的工作人员陪同，送至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14病室的110号床位。该病室为干部专用病房。在入院之前，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更好地治疗和照护潘汉年，经其本人同意，公安厅工作人员采用了他曾经使用过的化名“肖淑安”。

通过潘汉年同志当时的治疗医生和护士的描述，以及查阅相关病历资料，我们了解到，潘汉年同志于3月24日入院治疗，不幸于4月14日离世，总计住院22日。

潘汉年入院时病情已相当严重，不时地高呼肝部剧痛。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确诊为“多发性肝肿”。由于口腔中装满了假牙，他的话语不多。他显得焦躁不安，未曾提及个人事务。然而，他时常要求阅读报纸，并对他的爱人董慧念念不忘。

根据3月29日的病历记录显示：“体温有所下降，当日上午，婆婆（即董慧）身处病榻，因无人照料而显得忧虑，陪护人员随即进行了安抚。”4月6日，病情恶化，进食后即发生呕吐，全身出现水肿，双眼难以睁开，她提出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爱人。4月8日，接受了200CC的冻干血浆治疗。次日，输血量达到500CC。此后，她时常陷入意识模糊的状态。

4月14日的午后，董慧特地前往病房探望潘汉年。见面之际，二人情感激荡，俱皆泪流满面。董慧轻声对潘汉年安慰道：“请安心休养，务必保持信心，务必保持平静。”在离别时，她再次在门口叮嘱了这些话语。当夜19点45分，潘汉年不幸离世。董慧随即从长沙的招待所匆忙赶至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致以最后的告别。

当晚，医院领导与医生向董慧详细说明了潘汉年的病情及救治经过，同时就为探究病因而需进行尸检一事征求了她的意见。董慧在听闻后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同意了尸检的提议。经过解剖，发现肝脏呈现出豆腐渣般的质地。医生们判断，这种病症较为罕见，腹腔内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较大。

据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透露，董慧在潘汉年离世之后，曾致信华国锋，就潘汉年及其个人遭遇的问题提出了申诉，力图寻求平反与纠正。这封信件，公安厅的工作人员确曾目睹。在潘汉年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董慧时常对保姆以及其他身边的人语重心长地表示：“老潘总有一天会重生的。”

董慧的弟弟在信中给予她慰藉，写道：“近日，我看到了一份香港的报纸，上面提及姐夫在革命年代曾是周恩来同志麾下的一名关键地下工作者。尽管他今日离世，但他在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亦曾竭尽全力，足以无悔。”他还表示愿意陪同她前往香港接受治疗。

董慧在潘汉年离世之后，孑然一身，哀痛难当，终未等到党中央为他们洗清冤屈的那一天。不幸的是，她在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抢救无效，带着满腔冤屈，于洣江茶场医院辞世。

董慧不幸离世，她远在香港的弟弟随即发来电报，汇款至茶场，委托其代为料理丧事。茶场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并在火化后将她的骨灰妥善安置在场部。后来，董慧的弟弟曾致信，希望将潘汉年与董慧夫妇合葬，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

潘汉年与董慧夫妇膝下无子，其遗留在洣江茶场的遗物，在经过中央的批准后，由组织负责妥善处理。其中，一部分按照他们生前的意愿，被捐赠给了湖南省剧团作为道具；另一部分则分发给茶场的职工们；还有一部分则赠予了潘汉年的胞弟、胞妹以及侄子们。在遭受冤屈的岁月里，潘汉年同志创作的诗词手稿，他视为生命的一箱鲁迅全集，以及部分日常用品（包括手表、钢笔、印章）等，均被妥善保存在上海档案馆中。

从潘汉年遗物中整理出的诗词手稿，共计20余首，具体成稿年份尚未明确。这些作品多追溯往昔的革命时光（如延安岁月），同时亦包含了对董慧的深切缅怀。

潘汉年生前，始终将一套鲁迅先生的精装全集随身携带。据省公安厅的工作人员透露，在他从秦城监狱迁移至洣江之际，这箱书籍便与他形影不离。董慧曾向人述及，这套鲁迅全集对他是何等的重要，存放这套全集的木质书箱更是经过精心打造，其上“鲁迅全集”四个字，乃由蔡元培先生挥毫题写，后再由工匠雕刻而成。

1982年，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同志昭雪平反，随后，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处理“潘案”中错案同志的复查、平反及善后事宜，特成立了“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该小组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遵循中共中央及陈云同志的指示，妥善处理潘汉年同志的身后事宜——即将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的骨灰从湖南迁至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放。

父与潘杨案

作者：胡小胡，作家，曾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1955年四月与五月，我国接连遭遇了两起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分别为“潘汉年、杨帆事件”及“胡风事件”。这两起事件不仅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而且与文化艺术领域息息相关。

潘汉年的兄长潘梓年急切地告知父亲：汉年不幸被捕！

[编者注：作者的父亲名为胡考，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工作者，涉猎小说创作、文艺理论研究和漫画艺术。1937年，胡考先生担任了武汉《新华日报》的美术编辑一职，次年则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授课。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东大学教授以及《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作品颇丰，其中长篇小说《上海滩》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岁月，父亲与叶浅予等志士仁人一同组建了抗日漫画宣传队，奔赴南京。恰逢潘梓年亦驻足于南京，他寻访父亲，诚挚地提出欲创办《新华日报》，并恳请父亲担任美术编辑一职。潘氏兄弟，作为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喉舌，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然而，父亲当时并未应允，仍旧投身于漫画宣传的工作。随后的撤退途中，抵达武汉，父亲对国民党的种种做法愈发不满，恰逢《新华日报》在武汉复刊，父亲便毅然决然加入了其中，从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潘梓年并未选择从政，而是投身于学术研究，担任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之职。

谈及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向父亲如此述说：

汉年自上海抵京，下榻于北京饭店。我抵达他的住处，只见衣物散落沙发上，而他已然不知所踪。辗转得知，竟是罗瑞卿亲自率众将其拘捕。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挂帅，此案之重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潘汉年，身为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亦遭逮捕。潘汉年是我国共产党在统战与敌后工作中的关键人物，其被捕之举，引发了众多人的忧虑与不安。

不久之后，中央组织部安排专人与父亲进行交流，要求他暂停职务，居家撰写检讨书。然而，具体需检讨的内容并未明确告知。自那时起，每天下班后，都会有人上门收取所写的材料，数量不限。父亲被限制外出、禁止通话，并且除家庭成员外，不得与任何陌生人接触。

父亲深知此事与潘汉年及杨帆紧密相连。1940年，父亲自仰光抵达香港，与之联络的正是潘汉年；而后从上海前往新四军，亦是潘汉年一手操办。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村长便是杨帆，父亲便是在那里加入了党组织，而杨帆则成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43年，日伪军进行扫荡时，组织上安排父亲返回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再次负责联络的依然是潘汉年。然而，父亲抵达上海后却未能找到潘汉年。他暂居于祖父家中，在剧作家柯灵的鼓励下，创作了一部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上演。尽管使用了化名，潘汉年还是洞察了真相。他循着这一线索找到了父亲，告知他不能再从事戏剧创作，此举风险极大。一年后，父亲从上海返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了护送他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经历毫无疑义。潘汉年在上海的早年，从事文化工作，外号“小开”，意即上海话中的小老板，“二流堂”的许多人物都与他有交情。“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邀请鲁迅先生洽谈，使他欣然接受了“左翼”的标识。

父亲的病历记录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父亲曾戏言，“竟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冗长。”半年时光荏苒，“软禁”的束缚终于得以解除。

唐瑜与“小开”的关系尤为紧密，尽管他在党内职务并不显赫，“潘杨事件”亦未对其产生任何影响。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我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时光。历经“反右运动”的风波，我的家人都已迁离北京，只留下我孤身一人。每月的生活费，由唐叔叔慷慨提供，我需定期前往他的住所领取三十元。起初，数额是四十元，但唐叔叔对父亲表示，不宜给予孩子过多，因此降至三十元。唐叔叔原本计划赠予父亲一笔资金，以缓解家中经济之困。然而，他转念考虑，向“右派分子”赠予金钱实属不妥，于是提议父亲为幻灯片撰写说明词。这些幻灯片源自连环画，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名著。而我每月的生活费，便是通过这些稿费所得。

唐叔叔的住所历经变迁，从北新华街迁移至府右街，而后又迁往八面槽。恰逢春暖花开之际，我有幸造访唐叔叔的新居。当时，唐叔叔的贤内助李德秀阿姨热情地对我说：

“小胡，过来一同用餐吧，潘叔叔和董阿姨也在此。”

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莅临，他们自西郊而来，于农场劳作，实为假释，得以享受些许行动自由。是日，潘汉年在农场垂钓，收获颇丰，遂携鱼至唐瑜府上。听闻我是胡考之子，潘汉年便与我攀谈数句。他瘦弱，衣衫褴褛。唐瑜家的入口处，是一片狭窄的院落。夏日炎炎，餐桌便被安置在廊檐之下。我们享用着面条与各式小菜，却并未品尝到潘汉年所钓之鱼。潘汉年伉俪每月难得进城一两次，而每次均会造访唐瑜之处，此处独独成为了他们心灵得以栖息的乐土。唐瑜侠义心可见。

父亲曾在我幼年时便向我提及潘汉年。虽年纪尚幼，我却对大人们的诸多事了解颇多。在我们父子之间，无论何事都能畅所欲言，宛如挚友一般。他如此评价潘汉年：

潘汉年被捕的缘由之一是曾与汪精卫会面。他自己是否敢于单独与汪精卫见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是因为有人指使。

1943年，潘汉年经李士群介绍，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到了1954年，狱中有人揭露了这一往事，让潘汉年深感不安。随即，他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报告，详细叙述了事件的始末，并将其交付给了陈毅。性格直率的陈毅元帅亲自将报告呈递给毛主席，以为此事得以了结。然而，毛主席审阅报告后，立即下令逮捕潘汉年。潘汉年被捕八年之后，于1963年由最高法院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叛变投敌。董慧，香港一位富豪之女，竟然毅然追随潘汉年，半生艰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对夫妇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潘汉年则被判处无期徒刑。至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茶陵农场离世。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然落幕，“四人帮”亦已覆灭。他曾上书请求平反，却始终未能得到回应。他的骨灰被安放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他的化名：“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逝，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也离开了人世。他们未曾育有子女，一生孤独，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