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受美访华影响，日本急切求邦交，周总理冷硬怒驳，毛主席巧化僵局

1972年，国际舞台风云突变，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像一道惊雷在远东炸响。曾长期紧随美国步伐的日本，骤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之外。修补对华关系变得刻不容缓。然而，中国面对这份急切，并非全盘接受。对于那位曾长期对新中国抱持敌意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中方态度明确而坚定：拒绝与其进行任何接触。

风云突变：日本的急切与中国的冷硬

自1945年日本战败，中日关系便陷入冰封。佐藤荣作，这位自1964年起执掌日本政坛八年的首相，一贯奉行对华敌视政策。1971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前，他仍与美国联合提出“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提案，试图阻挠历史进程。但大势不可逆，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联合国投票结果更是清晰：76票赞成，中国重回联合国大家庭。加之基辛格的秘密穿梭和尼克松的北京之行，这些事件犹如巨石投入深潭，在日本国内激起千层浪。民众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直接导致了佐藤内阁的下台。周总理早年对佐藤曾寄予希望，但其一贯的顽固立场最终令中方彻底失望，因此，面对佐藤后期抛出的“橄榄枝”，周总理明确表示不与其接触。

新一轮的政治洗牌后，田中角荣于1972年7月7日组建新内阁。他上任伊始便公开表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然成熟。日本的急切，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难以置信，他得知日本“抢先一步”时，甚至忍不住大骂“日本人是最坏的叛徒，他们抢了先！”为了顺利开启对话，田中特意派遣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先行前往中国探路。这位被外界称为“和式基辛格”的特使，带着田中首相的访华意愿和一份包含二十项内容的谈判清单抵达北京。中方则借此机会，向日方清晰地传递了核心立场：中方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不持异议，且不要求战争赔偿。这份明确的回应，无疑为田中最终下定决心亲自访华铺平了道路。

原则之争：道歉与赔款的交锋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周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然而，友好的氛围未能持续太久。两天后，在9月26日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在致辞中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犹如平静湖面下暗藏的漩涡，瞬间让在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感到强烈的不满。周总理虽然为了顾全大局，勉强带头鼓掌圆场，但心头的波澜难以平息。次日的谈判桌上，周总理毫不客气地直指其用词不当：“‘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弄脏了过路的妇女的裙子道歉时用的。”他强调，这种轻描淡写的措辞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

更为棘手的局面紧随其后。日方代表高岛益郎在谈判中，狂妄地提到了所谓的“日台条约”，声称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早已通过该条约得到解决，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一说。这种嚣张的言论彻底激怒了中方，导致首日谈判不欢而散。9月27日，周总理在会见田中时，严厉斥责了高岛的言论和态度，甚至直接质问：“他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周总理再次明确，蒋介石当年慷他人之慨，根本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他强调，中方放弃战争赔款，是基于毛主席不愿让日本人民承受战争重负的主张，这与“日台条约”毫无关系。周总理掷地有声地说：“高岛先生的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战略远见：化解僵局的智慧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然而，转机出现在9月27日晚的一场“车中会谈”上。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前往长城的路上同乘一辆车。大平正芳在车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坦诚，他提及自己和田中当年被征兵的经历，以此表明对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理解。他同时恳切地表示：“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太难了。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姬鹏飞随即向周总理转达了大平的这份诚恳。当晚，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一行日本代表团成员被紧急召至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们。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用一句“你们吵完了？”轻松开场，随后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吵一吵，对你们有好处。”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语，为紧张的会谈气氛注入了一丝缓和。会谈中，田中再次向毛主席解释了“麻烦”一词在日本文化中的含义，并表示愿意按照中方的习惯进行修改，自始至终保持了对侵华战争谢罪的态度。毛主席最终接受了他的解释。随后，毛主席将话题引向轻松的茅台酒和田中角荣的竞选经历，临行前还赠送了日方代表一本《楚辞集注》。在最高领导层的亲自推动下，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关于“添了麻烦”的最终措辞，双方通宵达旦，直到28日凌晨两点多仍未完全达成一致。最终，大平正芳深夜亲自前往姬鹏飞外长处，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一措辞，最终被双方接受，为僵局画上了句号。同时，高岛益郎也在第三天就其不当言论向中方进行了道歉。“日台条约”的问题，则最终决定不写入《中日联合声明》，而是通过日本外务大臣谈话的形式，宣布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起该条约便失效。

笔者以为

1972年9月29日上午十时，历史性的时刻在人民大会堂定格。周总理与田中角荣，以及两国的外长，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声明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措辞，将原本可能的“权利”改为了“要求”，体现了中方对日本国力的体谅和一种大度的姿态。签署仪式后，田中角荣一行随即按原计划飞往上海。由于连日奔波劳累，田中角荣在周总理的专机上不到五分钟便已入睡。抵达上海后，他看到当地人民载歌载舞、热烈庆祝的景象，高兴地感慨道：“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赞成邦交正常化，我可以放心回去了！”

中国在战争赔款问题上的选择，并非毫无依据。早在1947年，同盟国曾向日本提出总计540亿美元的索赔，中国曾坚持要求占总数40%的份额，但因国内战事频仍和随后的“旧金山和约”将中国排除在外，未能实现。然而，新中国此次放弃赔款，是基于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

周总理曾明确指示：新中国的胸怀不能比国民党政府还要小；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促使日本彻底与台湾断交，并使其更靠近我们；同时，巨额赔款最终将由广大日本人民承担，这不符合与日本人民长期友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下，与日本改善关系，无疑也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应对来自北方苏联的战略压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日两国作为“搬不走的邻居”，其关系始终在复杂的国际变局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不仅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也是一次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展现战略智慧与外交手腕的重大抉择。

然而，历史的遗产并非一纸声明便能完全抹平，某些条款的表述，也注定了后续的争议和漫长博弈，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民间战争受害者索赔行为不断增加，日本政府以此条例表示拒绝，而中方则明确所放弃的不包括个人赔偿要求，双方再次陷入僵局。这些都提醒着我们，历史的复杂性和其影响的深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