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真实目的

延安整风，在党的光辉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次运动不仅确立了一条科学的思想路线，更促使全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延安整风的成功，离不开毛泽东卓越的领导艺术。

掌握时机

把握住解决重大问题的最佳时机，是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华之所在。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领导实践，便是这一领导艺术的生动体现。在整风之前，我们党历经艰辛的探索，踏过了一条充满曲折的道路。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紧接着，“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对党的影响，导致党和红军蒙受了沉重的打击。历经沧桑的毛泽东，急切地希望能够清算这些机会主义。然而，他深刻认识到，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时机成熟则需满足诸多条件。

时局与环境的交织。党内机会主义的滋生并非一蹴而就，欲根除之，需经过长期的学习与深入的讨论，而这又离不开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刘少奇等同志曾提议此次会议应着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然而，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其缘由在于，彼时我党和红军正遭受敌军的围追堵截，尚未摆脱困境，无法让全党有充足的时间坐下来进行深入的学习与讨论。为此，毛泽东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说服工作。最终，遵义会议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与组织问题，而未触及思想理论及政治路线等深层次问题。长征胜利后，我党和红军虽抵达陕北，但险境并未完全解除，蒋介石持续敦促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进剿”。直至全民族抗战爆发，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为创建敌后根据地，抵御日军的军事进攻，期间亦未出现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供长时间的学习与讨论。

1940年，毛泽东延安留影。

思想认识的制约。遵义会议虽解决了当时紧迫的组织和军事领导难题，然而“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其影响在党内仍颇为深远，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总体上尚未提升。即便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党内意见也未达成完全一致。在遵义会议上，就有同志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提出质疑，认为其战术源自《三国演义》与《孙子兵法》。长征途中，张国焘甚至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党内整风解决思想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当时，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于解决党内重大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曾提出质疑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然而，长期的艰苦军事斗争使得党内和人民军队中弥漫着一种激进氛围，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党内多数人仍停留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思想认识水平上，这为教条主义在党内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毛泽东的努力并未完全奏效。这使毛泽东认识到，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影响依然深重的情况下，必须耐心等待，通过实践的进一步验证和教育干部，促使多数人发生认识上的转变。在此之前，通过党内整风解决思想和政治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整风运动，其核心在于由谁引领。若此问题悬而未决，党内在重大事务上的解决亦将举步维艰。1937年11月，王明携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代表之身份归国，教条式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并主张对国民党作出让步。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屡次反对自洛川会议以来党所坚持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路线、方针与政策，并对毛泽东进行了不指名的批评。鉴于王明背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其主张一时之间颇具迷惑力，在党内赢得了众多人的支持，而坚守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却陷入了孤立。即便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亦遭到了批判。这一局面给全党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若由王明主导整风运动，无疑将给党带来更为深重的伤害。因此，那时的整风时机尚不成熟。

1941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对主观主义的学习风气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呼吁全党同志树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下是毛泽东的亲笔手稿以及解放社所出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单行本。

迈入1941年，局势发生了显著转变。是年，抗日战争步入相持期，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保持相对稳固，为我党集中高中级干部进行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同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令全党思想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皖南事变的发生，源于中共东南局与新四军领导人对国民党的过分信任，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在事变发生之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对国民党保持警惕的毛泽东，曾拟定一项计划，意图派遣部分军队深入国民党后方，以牵制国民党，防止其对我军发动攻击。然而，该计划却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否定。中共东南局与新四军领导层对共产国际的盲目遵从，导致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使党内多数干部意识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非全然正确。这为我党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认识水平条件。“季米特洛夫的话语在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自那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曾表示：“在六中全会之前，尽管我已有《论持久战》等著作，但若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六中全会仍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六中全会解决了今后整风运动的主导问题。至此，解决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针上的重大问题已具备基本条件。毛泽东把握时机，决定在党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精于捕捉时机的智慧，毛泽东在条件尚未成熟之际，选择耐心等待，不急于开展党内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而当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他则果断地启动整风运动，这体现了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领导艺术。

抓住关键

先前党内存在诸多不良风气。关于整风运动，其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在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梳理了必须解决的问题，最终明确指出，延安整风的核心在于克服教条主义，这一举措直击要害。

回顾历史，我党曾犯有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亦曾遭遇“左”倾教条主义的挑战，其中对党造成最深重伤害的，无疑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激烈对抗的时期，党内弥漫着一种激进的氛围，激进的程度甚至一度成为衡量革命性强弱的标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内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在这其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最为系统、影响最为深远，持续时间最长，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破坏。最显著、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导致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失守，红军人数从三十万锐减至三万，党员人数也从三十万缩减至四万，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审视当时的现实，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党的政治战略亦已趋于稳固。然而，思想战略的困惑尚存，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王明的《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在延安得以重印，其主张在党内一度成为主导，足见仍有信众与支持者，这凸显了党的思想战略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

毛泽东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培育，他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图中展现了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学员授课的场景。

“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生，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这一背景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组织存在，王明等人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若神明，自视为共产国际的“特使”。在党内，许多同志亦将共产国际的指令视为不可违背的教条。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从思想层面上破除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过度神化和教条化倾向，调整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而真正根除教条主义，防止中国革命再次陷入覆辙。

当时，党内盛行着诸多不良风气，诸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党八股。究其根源，这三种风气无不根植于教条主义的土壤。唯有摒弃教条主义，方可彻底根除这三种不良风气的困扰。

通过对党的历史、现实、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不正之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诸多问题的深刻研究，毛泽东才作出决策，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核心目标在于克服“左”倾教条主义。一旦“左”倾教条主义被克服，其他问题亦能随之解决。在领导延安整风的过程中，毛泽东擅长把握关键问题，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更体现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风范与智慧。

逐步展开

个体的思想，最难发生转变；而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其思想路线的确定同样颇具挑战。毛泽东深谙此理，因此他采纳了逐步推进的策略来实施整风。这成为了他在延安时期整风工作中的关键领导智慧。

分阶段推进，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鲜明特征。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大体分如下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准备阶段，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了通过学习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整风做思想、组织的准备。接着是动员、预热阶段。194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规定，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就很明白：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既是一种动员，也是一种预热。再接着，进入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阶段。毛泽东作报告后，各单位传达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党内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全党整风运动由此展开。1943年10月整风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作出结论。最后进入整风结尾阶段。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全党在学习这些文件的过程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分阶段推进，既使整风运动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清楚，又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工作节奏，体现出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

在王家坪军委大院，毛泽东向部队的科技干部发表了深入的整风报告。

分解任务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大显著特点。党内滋生的不正之风根植于漫长的历史进程，诸多问题错综复杂，若企图在短时间内一并解决，必将导致混乱，引发缺乏条理和原则的争论，最终可能导致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延安整风运动将需要反对的“三风”分别细化，分阶段逐步攻克。在1942年4月至8月初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此整顿学风。随后的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转向反对宗派主义，旨在整顿党风。最后，从1942年12月中旬至1943年3月中旬，则着重反对党八股，以此整顿文风。这三个阶段并非平均分配精力，而是将重心放在第一阶段，因为主观主义的危害最为严重；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是延安整风的核心理念。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具体体现，而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手段与外在形式。在第一阶段，若能成功解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任务，则后续两个阶段的工作将更为顺利。通过分解任务，将不同任务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阶段进行，既能有效集中时间解决特定问题，明确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又能确保延安整风运动有计划、有秩序地推进，这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基于预见性和系统性的卓越领导才能。

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其中，中央党校系统尤为关键，而该校的第一学员部则被视为重中之重。当时中央党校设有六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多集中在中央党校的第一学员部。为了强化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设立总学委，毛泽东担任主任委员。作为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将总学委设于中央党校，并着重推进第一学员部的整风学习。分阶段整风，塑造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模式；分系统实施，又凸显了各系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突出了重点单位，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了整风成果。这体现了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智慧。

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必须大力推动党内民主的广泛实践。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党内民主的真正发扬？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独创性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策略，并事先明确了关键原则，这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对党内如何进行批评，早已提出了关键性的指导原则：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明确指出：“在讨论与批评的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严肃认真、深入透彻、锐利有力，同时也要保持诚恳真挚、公正无私，秉持助人为乐的精神。任何冷嘲热讽、恶意诽谤、捕风捉影、空谈无物的行为，都是我们应当坚决摒弃的。”在进行批评时，必须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论证，避免无知的臆断和妄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我党明确提出，必须抵制主观主义以纯洁学风，摒弃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克服党八股以改进文风。图中所示为整风运动期间，我军某部连队的指导员正在为战士们授课。

与会者首先进行一般性发言，犯有过错的同志进行自我整风检查，随后其他同志发表意见进行批评，旨在帮助犯错同志提高认识。

中央整风会议的批评工作，非一日之功，而是持续深入的学习与批判相结合的过程。此次会议历时漫长，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推进。第一阶段，自9月7日至10月6日，重点在于精准定位批评的目标和核心问题。在此期间，明确了批评的核心对象——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旨在解决王明等人对苏联经验机械照搬、将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的错误做法，进而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讨论。第二阶段会议，自11月13日至月底，主要聚焦于解决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同志结合党的实际经验，深入阐述了诸多方法论问题，如主要问题与次要问题相辅相成的解决策略、耐心等待的策略、以及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方法等。第三阶段会议，自1944年2月下旬起，直至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主要任务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同时纠正前一阶段批评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仅靠批评是不够的，必须融入自我批评，将二者融合，方能充分体现党内民主。关于如何恰当地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明确指出，正确的自我批评应遵循“对自身工作和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的原则，旨在坚守真理、纠正错误。他指出：“在我们工作中难免存在不足，需进行剖析，对于做得对的要肯定其正确性，对于做得不对的则需进行改正。”

1944年，毛泽东延安留影。

在开展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层树立了典范。毛泽东同志亲自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评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众多成就归功于我，我并不反对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自身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些未提及的失误，仅仅是出于对党的利益考虑而未写入决议中。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深刻理解，尤其是我自己。”针对决议中提及的毛泽东思想概念，毛泽东同志表示：“决议案中把所有的好事都记在我的名下，因此我必须对此发表一些看法。如果只是以我的名义代表，这尚可接受；但若仅我一人之力，那么就不足以构成一个政党。”周恩来同志同样是自我批评的楷模，他利用半个月时间，撰写了5万余字的学习笔记，以及2万余字的发言提纲，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检讨，并表示今后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毛主席的全部文献，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博古同志在发言中，对自己的过去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张闻天同志则结合历史背景，进行了自我批评的发言。王明同志因病请假，未能参会，由其夫人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政治局提交了检讨信，表达了自己改造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的决心。

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融合，乃毛泽东之创举，亦为延安整风所独有之特色。此法既合乎情理，又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深刻领悟党的历史经验与自身不足，同时亦能孕育党内民主的氛围，进而推动党内民主的繁荣发展，这便是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的关键领导艺术。批评与自我批评，亦随之成为我们党三大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惩前防后，医患兼治

延安整风运动伊始，毛泽东便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原则。这一方针的根本宗旨，在于不仅借助整风运动扫除党内危害的教条主义思想，确保党确立正确的思想导向，同时亦致力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言：“既要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卓越领导智慧。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初始阶段，毛泽东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摒弃“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然而，他亦着重指出，我们摒弃的方式在于转变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既批判自我，也审视他人；我们的目标在于净化思想而非伤害人性，绝不能导致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开展批评，旨在疗救灵魂，通过学习，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而非盲目打击。我们应当团结那些曾经犯错的同志，共同构建一个团结统一的党组织。

一类是正派人士，占大多数，他们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另一类则是邪派人物，如张国焘之流。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和犯错误者，同时否定了此前批评中的一些偏激言论。

战士整风学习。

“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处理人事问题时务必持审慎态度，既不敷衍塞责，亦不伤害同志，这乃是我们党繁荣昌盛的显著标志之一。”对于过往的错误，必须毫无保留地揭露，不徇私情，并以科学的精神对历史中的不良因素进行剖析与批判，以确保后续工作更加谨慎，成果更为卓越。这正是“惩前毖后”的真谛所在。然而，我们揭露错误、批判不足的初衷，犹如医生治病，旨在救人性命，而非置人于死地。

在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必须坚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优秀或相当优秀的。那些犯有过错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我们进行整风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力求缩小打击范围，扩大教育领域”。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源于毛泽东同志对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秉持此方针，我们旨在明辨思想之真伪，凝聚同志间的团结，从而推动党的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阶段，在毛泽东同志的引领下，参与整风的同志们深入研读了中央指定的马列著作。他们边学习、边探讨、边提升自己的认识水平。至1945年2月下旬，全党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王明等人的错误并非党外问题，而是党内矛盾；尽管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的手续不够完备，但它们是合法的；对于党史上的思想争议，需理清脉络，但结论需持宽容态度，以确保全党的团结协作；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其推进作用值得肯定；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工作，不应全盘否定，其中正确之处应当予以认可。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既明确了思想，又促进了同志间的团结，这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成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顺利推进过程中的卓越领导才能。